2022年春季的上海，我及家人所受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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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季，处于全城封控中的上海的一个十字路口

我和父母住在上海两个相隔不远的小区，在2022年春季因新冠疫情的全城封控中，和居住在这座城市的其他人一同感受到了生存的不易和自由的被剥夺，而更让我和家人感到不安和痛苦的是因我母亲被病毒感染，政策所采取的强制隔离措施。

2022年3月27日夜晚，上海市政府宣布浦东新区先行进入全面封控，之前被管控无法开店的水果店被告知可临时开店营业，从而仅留下了数小时时间供人们出门采购物资，而那些居住在已封控的小区的人们依然无法出门。人们平时购物可能有的选择纠结症已不存在，很快菜场被采购一空，马路上出现了一些卖高价菜的小贩。小超市里的顾客则人挨着人排着长队结账付款。

封控初始，食品等物资供应明显滞后，政府没有提供给封控在家的居民必要的物资。年轻人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上的买菜应用抢购食物（需要定时在清晨抢购，经常会出现物质不够无法购买成功），但这样的操作对我七、八十岁年纪的父母明显困难，我只能在自己家通过买菜应用及加入父母家小区居民在社交软件微信中自发组织的团购群为他们购买食物，再由送菜工作人员送到他们小区门口。由于我母亲年轻时受过心理创伤，自我保护能力弱，可能在下楼到小区门口取菜过程中没有佩戴好口罩及做好消毒防范，所以在核酸检测筛查中被告知感染了新冠病毒。

她本人其实并无任何感染病毒的症状，但是中国政府执行严格的“清零”政策，要求应转尽转，必须将病毒感染者送至指定隔离点，而我母亲是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所以我家不同意她在没有家属陪同的情况下独自去隔离。

在疾控中心和我家通过电话获取我母亲情况时，我们说了这个担忧，对方工作人员说已在系统中做了暂不转运的记录，但是第二天半夜里还是有工作人员打电话说即将上门接我母亲进行隔离转运（似乎通知转运和实际转运的工作人员不是一个系统的），我家再次在电话中说明了我母亲的身体情况，在未谈妥陪护隔离的情况下拒绝转运。

之后居委会开始了解我家的情况，并向疾控中心进行反应。居委会在中国法律解释为居民自发形成的组织，在疫情期间，居民不能出门，也很难打通疾控办和市民热线的电话，往往只能通过居委会来和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居委会表示我母亲的情况暂时没有对应的医疗机构可以接收。

封控依然在进行中，没有人知道几时可以解封，无法出小区，物资缺乏。有一天早晨，小区里有人跳楼自尽。

上海全城封控期间，有人因无法返回家中而在路边搭起了帐篷以供临时居住

我父母家的门上被安装了警报器，不允许出门，开门即播放高频警告音。他们不喜欢给别人带来麻烦，可是一栋楼发现有病毒感染者后则整栋楼作封楼处理，整栋楼的居民都不可以踏出楼栋的大门，送至小区门口的物资也需要由志愿者转送至楼栋的门下才可以下去拿。

要楼栋解封必须由疾控中心解除我母亲感染新冠病毒的状态才可以，我母亲并没有任何被感染的症状，从时间上计算也到了感染情况应已转阴性的阶段（病毒已被身体自身免疫力清除），但“自行转阴”是没有用的，疾控中心也不会安排医生上门为已确认的病毒感染者提供核酸检测服务，也就是一定要到隔离点去转一圈经过“官方认可的转阴”才行，这样楼栋才能解封。

为了母亲的安全我家不可能让她独自去隔离，而暂时没有合适我母亲这样情况的隔离点，因此楼栋的解封日期无法获知。我只能请求同楼邻居谅解，再给我家一些时间等待有机构愿意接收我陪同我母亲进行隔离，多数邻居表示理解，可个别特别是父母家楼下的邻居因害怕被传染反应比较强烈，要求我父母家不能开窗，在邻居微信群中辱骂我和家人，甚至闹到了以自杀为威胁的地步。

居委会工作人员也无可奈何，只给了我家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让我拨打120急救电话谎称我母亲突发如心脏疾病需要急救，让120救护车将我母亲拉出小区后再做打算。有居民则提议在小区空地搭建临时房，让我母亲入住，使得她家所在的楼栋能提早解封。这些建议我家觉得都是荒诞、无法认同的。

之后政府的相关政策有所调整，对于长时间未转运的无症状阳性感染者，可安排医生上门进行核酸检测。而同时，居委会也告知我家，已联系到了隔离地点可以接收我母亲，最后由我陪同我母亲搭乘政府安排的巴士前往隔离地点。而当我母亲刚离开自己家不久，就有一个医生上门要为她做核酸检测——多个部门还是没有协调好工作。

载着新冠感染者的转运巴士

转运同样在夜间进行，加强了被转运人群的不安感。转运巴士里的驾驶区域与感染者区域用塑料膜做了分隔。转运者多为带着幼儿的年轻父母及老年人。巴士开往同片居住区的一个小区，接人后再开往下一个小区。两个小时过去了，车上有老人说想要下车上厕所，司机没有同意，好在很快到了目的地，是一个被政府临时征用的快捷旅店。

入住后是一个两张单人床的房间，房间还算干净。到了吃饭时间，志愿者会把饭菜放在房间门前的地面上，然后敲门，通知我们拿走。

期间我和母亲做过两次核酸检测，在均得到阴性的结果后就让我们回家了，并没有像传言的那样要拍胸片，然后由专业医生对感染者病情做研判后才能回家。

整个隔离过程包括我们的餐饮，由政府承担费用。可如果我家有权力可以选择的话，是不会离开家到隔离点的。更不说国家此些投入的资源原本可以用在更需要帮助的人们的身上。

回到小区后，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向我家发放了消毒工具及一大袋预煎制的中药让我母亲服用，并且要求我和母亲继续不允许出门一周时间作为自我居家健康观察。

一周后，父母家居住的居民楼栋解除封控。居委会让我签署了拒绝入室消毒的愿望书，所以幸好没有出现有些被感染者家庭所遇到的个人权利受到进一步侵犯的情形。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政府依然要求人民每隔几天做一次全民核酸检测，而居委会工作人员要求我母亲不要参与，他们担心我母亲病情又出现复阳的情况，从而耽误整个小区的解封。

六月一日，上海基本解除全面封控，汽车可以上路，人们可以出行，有限制的凭绿色健康码进入超市、工作单位等场所。

一段时间内，部分邻居依然怀着歧视的眼光看待我父母，如言语上的冷漠，不愿同乘一部电梯等。

回忆一年前的遭遇是痛苦的，但如果仅选择遗忘则是对政府非人性政策的纵容，以及对在中国防疫政策中的受害者的冷漠。

“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来应对这一切”，我八十五岁高龄的父亲当时说。

（完）

江伟刚
2023年4月30日